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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相應行政主管部門一邊作出懲戒，一邊又在不停為相對人實施信用修復，無疑這對行政管理秩序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亦將受到極大的沖擊。
信用修復誤區(qū)的兩大危害和形成原因分析
由于人們對信用修復的誤讀、誤解和誤用導致了實踐中信用修復的若干誤區(qū)，接下來需要進一步闡明的問題是信用修復實踐誤區(qū)將會帶來哪些方面的危害以及形成的內在機理是什么。
一、信用修復實踐誤區(qū)的危害信用修復實踐誤區(qū)的危害，可從兩個層面來展開論述，一個層面是制度之間的銜接，另一個層面是制度自身的功能。從制度銜接的角度主要是指信用修復制度與信用其他制度尤其是信用懲戒制度之間的關系；從制度功能的角度主要說明的是信用修復的誤用將有悖于制度預期功能的實現(xiàn)。（一）信用修復的實踐誤區(qū)弱化了信用懲戒制度的意義。信用修復的誤用，使得失信行為人確信，即使受到了懲戒，只要履行了懲罰所確立的義務或者通過諸如信用培訓、作出承諾等其他途徑，便可以清除或者消滅所受到的懲戒及其帶來的負面效果，也就意味著懲戒的威懾功能對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會組織而言是沒有意義的。也就是說，信用修復制度的存在淡化或者弱化了信用懲戒的功能。不僅如此，按照“誰主管、誰認定、誰負責”的信用修復體制，信用修復機構往往與信用懲戒機構具有同一性，相應行政主管部門一邊作出懲戒，一邊又在不停為相對人實施信用修復，無疑這對行政管理秩序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亦將受到極大的沖擊。（二）信用修復的誤用損害信用修復制度功能的實現(xiàn)。信用修復體現(xiàn)的是作為申請人的失信行為人與作為主管機構的信用修復機構之間的法律關系，因此信用修復功能的確認應從申請人和信用修復機構兩個維度來理解。從申請人的角度而言，信用修復最直觀的功能在于通過激勵其采取措施，重建信用，維護自身權益。但由于申請人原本處于失信狀態(tài)，故而信用修復必定是有條件的，自然允許或者需要信用因各種主客觀因素而受到減損的行為人通過一定的機制來修復信用。從信用修復機構的角度來說，信用修復的意義在于維護市場秩序的良性運轉。由于信用修復機構即為承擔公共管理職能的組織，一般承擔著一定的市場監(jiān)管職能，當相關市場主體出現(xiàn)了諸如違約或者某些特定的違法行為等失信狀況時，也意味著市場主體的行為與市場秩序的要求之間產生了背離，從而需要相應的監(jiān)管主體限制失信行為人在一定時期內進行相應市場活動的自由或直接剝奪參與市場活動的資格，以維護正常的市場秩序要求。盡管行為人通過事后的積極作為作出了一定的補救，但并意味著以前的失信行為就可以當然“清零”，應當由信用修復機構對失信行為是否可以補救、補救效果如何等進行實質性審查，以免在恢復申請人信用后對市場秩序帶來新的損害。因此，無論是從申請人的角度還是從信用修復機構的立場出發(fā)，信用修復意義的實現(xiàn)均需以失信行為人信用得到實際修復為條件。如果信用修復如前文所列舉的那樣要么流于形式、要么過于絕對化，信用修復制度的上述功能均無法實現(xiàn)。二、信用修復實踐誤區(qū)的形成機理信用修復實踐誤區(qū)的形成無非是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一是觀念認知的局限，二是制度供給的不足。（一）觀念認知的局限。在觀念認知中，筆者認為至少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對信用修復這一新型手段認識不夠，二是對傳統(tǒng)行政管理手段依然迷戀。首先，必須客觀地承認，信用作為社會治理手段是一個新事物，在引入信用手段之前，理論界對信用手段的邊界、功能以及恰當的制度結構并沒有一個足夠的前期準備。即使由于實踐的推動而逐漸引發(fā)了理論界的關注，但實務界和理論界的關注點仍是以懲罰為中心的信用懲戒制度，信用修復則整體上處于被邊緣化的境地。與信用修復有關的諸如其在信用體系中的功能和定位、制度構建的關鍵點以及與相關制度的關系等缺乏清晰的梳理，使得人們在一種盲人摸象的情景中開展了信用修復的運用。前文所列舉的將信用修復等同于行政處理決定義務的履行或者懲戒的退出正是只考慮部分而忽略其他的表現(xiàn)。例如，當前強調的是執(zhí)法權重心下移亦主要是處罰權的下移就是例證。所以，當信用手段引入進來之后，主管部門看重的依然是信用中的懲戒措施，至于修復與否并未認真對待，以罰款的繳納作為判斷信用修復與否的標準也就不足為奇了。（二）制度供給的不足。制度供給不足無疑是實踐中信用修復誤用的重要原因。雖然從2018年起，一些冠以“信用修復”的規(guī)章或者規(guī)范性文件開始出現(xiàn)，整體上仍存在以下問題：一是信用“修復”的標準缺乏，二是信用修復的限度未厘清，三是信用修復機構的實質性審查義務未確立。1.信用“修復”的標準缺乏。在信用修復制度中，信用是否已經達到了“修復”的程度顯然不完全是一個價值判斷和選擇的問題，還蘊含有諸多的技術標準要素。在當下的信用修復制度構成中，“標準”是缺位的，無論是規(guī)章、規(guī)范性或者指導性文件，均未涉及到標準問題。也正是因為缺乏了標準，信用修復機構對于信用是否真正修復的判斷就更多的是大而化之的主觀選擇，信用修復的誤用也就不可避免。2.信用修復的限度未厘清。信用修復的限度是對信用修復的適用范圍、程序等的限制，它所表明的是信用的修復既受制于一定的時空條件，也與修復對象的屬性直接相關。即是說，作為信用修復對象的失信行為哪些屬于可以修復、在什么情況可以修復應當是有條件的。信用修復的限度是防止一切失信行為可以“洗白”的一項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通過對失信行為的過濾，實現(xiàn)懲戒失信與激勵修復之間的大體平衡。換言之，當缺乏或者對限度的邊界尚未厘清的情況下就開展信用的修復，一方面使人對之前的信用懲戒措施不再有任何的畏懼和尊重，另一方面也在事實上形成不平等。因為不同的失信行為的性質、情節(jié)以及損害效果天壤之別，這些差別理應反映到具有激勵屬性的信用修復之中，如果修復時卻“一視同仁”，則是在人為地抹殺掉了不同失信行為之間的差異，這對于失信行為人無疑是不公平的。綜觀現(xiàn)有的信用修復制度的文本，大多采用了“大一統(tǒng)”的做法。3.信用修復機構的實質審查義務尚未確立。由于信用“修復”與否的判斷不僅是一種形式意義的判斷，也是一種實質意義的判斷，故而在制度安排上應當確認信用修復機構的實質性審查義務，以確保信用修復中流于形式的出現(xiàn)而誤將未能修復信用的情形作出修復認定。這一點，尚未得到信用修復相關規(guī)范文本的應有重視。例如，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加快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構建以信用為基礎的新型監(jiān)管機制的指導意見》中關于“探索建立信用修復機制”的部分明確指出：“失信市場主體在規(guī)定期限內糾正失信行為、消除不良影響的，可通過作出信用承諾、完成信用整改、通過信用核查、接受專題培訓、提交信用報告、參加公益慈善活動等方式開展信用修復。修復完成后，各地區(qū)各部門要按程序及時停止公示其失信記錄，終止實施聯(lián)合懲戒措施”。從這個規(guī)定來看，信用修復幾乎都是形式性的，沒有涉及信用修復機構的實質審查義務。微信公眾號：注冊助手（djzcxzs） 來源：《廣東社會科學》2020年第6期 廣州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盧護峰博士 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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